宋元和明清四川人口都曾锐减，经历多久才得以恢复？

四川这个地方今日都被看作是个宜居地，在古代也有天府之国的名称，并且是一个险要的地方，但是四川在历史上曾经有两次人口锐减，都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这两次就是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

宋元之际四川人口消亡

四川位于巫山一武陵山以西、秦岭以南、今广西省界以北，约相当今四川省盆地区域、贵州省大部及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与湖北恩施地区。北宋属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和秦凤路的成、阶、凤、岷四州,及秦州的天水县与京西南路的金州。南宋属成都府、潼川府、利州东、利州西和夔州等五路。元属四川行省,及陕西行省的兴元路、阶州、成州、西和州、徽州。

1、宋朝全盛时期四川人口

四川在五代时期远离中原战火，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发展也取得不少成绩，以人口繁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而著称于世。宋太祖制定先取蜀中，再逐个统一各国的方略，就是基于利用四川的经济力量的考虑。然而，北宋军队在乾德三年（962年）夺取四川以后，却激发一场因北宋将领的敲诈虐杀引发的蜀军兵变，波及邛（治今邛崃市）蜀（治今崇州市）等州，规模甚大。

兵乱平定后，北宋于乾德四年（963年）、乾德五年（964年）撤废了嘉、资、普、戎、泸、荣、剑、巴、达、恭等州下属的约20个县。由于缺乏记载，无法得知此次大规模撤县的原因，是由于前蜀、后蜀时设县过滥，还是北宋初期的战争导致当地人口下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场长达一二年，波及全川主要地区的战争势必会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口减少。

尽管这样，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川有户120万余，仍居全国各区域第一位，较居第二位的江南整整多出48万户。

神宗元丰元年（1078 年），四川有户近212万，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近224万，均居全国各区域第二位。户年平均增长率，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元丰元年（1078 年）为 6.5‰，元丰元年（1078 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为2.3‰，分别居全国各区域第十三位和第十位。因此，北宋中后期四川总户数在各区域中序次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二位，是其人口发展速度慢于其他区域的结果。社会动荡是影响前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人稠地狭矛盾的日趋尖锐可能导致后期人口增长的放慢。

文同

早期北宋初的太宗时期，时人对四川已有“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的印象。进人中后期，张方平、文同、张耒等人的有关著述都提到四川人稠地狭的现象。他们说：“两川地狭生齿繁，无尺寸旷土”；“剑南西川，原野衍沃，氓庶丰伙”；“蜀不足于地，江西不足于民”。上述议论的频频出现，表明因人口数量增加耕地不足问题日趋严重。一般说来，当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达到饱和，人地矛盾尖锐时，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必然要趋于缓慢。因此，四川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是其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

两宋之际，当东南诸路饱受战火之苦时，位于大巴山以南的今四川盆地的成都府、梓州、夔州三路及利州路的南部诸州却继续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不仅金军未能进入，北方流民武装也被阻拦在大巴山以北，只有守边将官允许的移民方得以进入。因此，这一区域基本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以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增长。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四川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9%，居南方各区域第一位。就四川本身而言，这一增长率也超过北宋元丰元年（1078 年）至崇宁元年的水平（2.3‰）。总户数266万余，虽然仍居南方各区域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江南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北宋后期四川户数为江南的86. 7% ，绍兴末占了 89. 7%。人口密度也相应提高到每平方公里9.2户。

2、宋元之际人口的锐减

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攻灭西夏，乘胜攻占四川的关外诸州。绍定四年（1231年）、绍定五年（1232年）间，抄掠入川，如入无人之境。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大举入蜀，横扫四川，成都府也被攻占,不久又离去。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军开始旨在攻占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人民坚持抗击蒙（元）军队达半个世纪，直到南宋全境被攻占，蒙古军队进入四川后，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

元代士大夫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战事：“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导致人口死亡的原因也不尽是屠杀，饥饿和随战乱而来的瘟疫也会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但蒙古军大量屠杀四川人民则毋庸置疑。此外，蒙古军队还掳掠四川人到北方充当奴隶，据说关中的“岐、雍民家皆有蜀俘”，可见被迫外迁充当奴隶的人数不少。

刘克庄

为了逃避这场四川历史上少有的劫难，幸存者纷纷逃入大宁监（治今巫溪县）等偏远的沿边山区。更多的遗民，特别是衣冠士族，则顺长江东下，逃往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刘克庄描述这一状况：“自蜀有狄难，士大夫避地东南者众，几置乡国于度外矣。”据此可见，东迁的世家大族人数不少。南宋后期，广大的东南地区，除比较偏远的广东、广西与战火未息的江淮，都有一定数量的四川移民分布。

由于上述原因，南宋末四川人口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元朝人揭傒斯的一番论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人口下降的严重程度：“惟蜀与宋终始，声教沦洽，民心固结，故国朝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为宾主。”

3、元初人口的统计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辖9路、3府，但在《元史·地理志》中只有成都、广元、顺庆、重庆、绍庆、夔州等6路府有户98538、口615772。如加上为数众多的漏籍户口，估计该年四川行省以及宋代属于利州路北部的汉水流域诸州（元代主要属兴元路）约有四五十万户。这一数据，只相当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同一地域范围259万户的15％到19%。依此估测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4到1.7户左右，最多的成都路也只有2户稍多。

由于如《元史·地理志》所说“土著之姓十亡七八”，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四川户数并非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最早进入四川的主要是因作战、镇守而留居的各族军人。

四川地域广大，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和夔州四路共有户259万余，然而到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却只剩下98538户。如果加上没有数据的那部分单位的可能的户口，至多只有20万户左右。

由于元代陕西行省境内的汉水流域地区宋代属利州路，南宋四川四路的地域范围自然大于元代四川行省，然而，如果将这一部分的户口扣除，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南宋仍有240万户左右。几乎是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户数的12倍。

元灭南宋战略示意图

毫无疑问，长期进行的宋蒙战争是导致元代四川户口锐减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是户口的漏计，特别是大量自外地迁入四川的移民未能及时得到著籍。在这方面，夔路和重庆路泸州提供了例证。在夔路，《地理志》所载的著籍户仅是当地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泸州的著籍户也只是未著籍户的一半不到。

还有一个例子，是《元史·地理志》没有记载的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南宋时在今四川荣县、威远及自贡市境设绍熙府，元初因人口过少废去府和属县。元后期汉水流域、江淮及陕西人民“见彼中田畴广阔”“土饶利厚”，纷纷迁入垦荒。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同年设立绍熙等处军民宣抚司，下隶资、普、昌、隆四州和盘石、内江、安岳、昌元、贵平五县。

夔路、泸州和绍熙宣抚司是元代四川的一个缩影。既然上述三个地区的人口都以外来移民为主，其他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元史·地理志》登录的四川户数不过十余万户，而上举集聚在绍熙府境的外来移民却已达二十余万户，全川未纳人户籍登记的户口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泸州《图经志》说元代“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便是对此很好的说明。考虑到类似绍熙府这种移民数量很多的府州，在《元史·地理志》无论是户口和州县建置都不曾得到反映，四川未纳入户籍登记的户口当远远不止“倍于版籍所载”。因此，估计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川行省户数应在四五十万户。

明清之际的人口消亡

1、明末人口统计

万历《四川总志·户口》记载“国初”户215719，口1466770。这一数据实际上是《后湖志》中所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户口数。弘治中，四川户数增加到253813，口数增加到2598460，洪武以来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在从洪武至弘治中期的一个世纪中，外地向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已经停止，因此，这一增长率或许可以大致视作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军民人户共262694，口为3102073。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0%。

这几个数据或许说明，对于一个通过洪武大移民获得重建的省份来说，政府对于户口调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2、明末清初的人口锐减

张献忠

有关明末清初四川地方残破的记载，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张献忠屠蜀”。不少研究者不相信这一说法，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张献忠所屠主要为地主阶级，而屠蜀者也有政府军队或其他地方武装。无论是“张献忠屠蜀”还是其他人屠蜀，明末战争之后的四川的确是残破不堪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记载很多。张氏不仅屠重庆，屠成都，而且派兵搜山屠杀一般的老百姓。关于此事，《流寇志》有记载：“城中人杀尽，令所部搜山，每屠一路，册报某日某部杀人数。次日山上有烟，谓搜山不尽，一部贼兵尽斩。以首级重不可致，咸断右手以报功。每搜山，贼至山中，与百姓相向哭,日：‘我与尔无仇，令吾至此！尔辈断手后，不可饮冷水，一饮即死。以秫面洒之，襄创口，立生肌，或得全命。’成都、重庆、巫、夔、叙州数千里绝人烟。”

在川东地区，大量的记载类此：如广元县“苟全性命者十之一”，如西充县，“土著民人，十去六七”等等。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损失了90％。明代四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参照安徽凤阳、庐州和安庆二府的情况，这一估计可能是偏低的，对于 一个人口稀少且田土肥沃的天府之国来说，合理的年平均增长率应当达到 5‰。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亡甚众”。人口增长的势头才停了下来。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四川出现全省性的大旱，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四川有广元、万县、成都、康定、重庆、西昌六个观察点，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万县、康定和西昌二地缺载,，广元和成都为5级旱灾，重庆为4级早灾。次年，除广元记为5级旱灾外，其余各观察点均缺载。由此可见，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和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确实是四川的特大旱灾发生期。

如将从明代初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6‰。崇祯三年（1630年）四川人口总数（含播州、四川行都司等）大约达到了735万人，同年因全省性的瘟疫流行而减少。崇祯十一年（1638年）以后，全省性的特大旱灾进一步使人口减少。灾后和平的发展时间并不很长，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

崇祯年间人口数量

崇祯七年（1634年）初，张献忠部第一次从湖北经三峡攻入四川，旋即撤离。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部从汉中入川，攻克州、县城38座，陈兵成都郊外。崇祯十二年（1638年）、崇祯十三年（1639年）间，张献忠在陕、鄂、川三省交界地带与明军纠缠，夺得川东几座县城，又奔走游击于川北广元、昭化，川南泸州、南溪，再从巫山出川，攻打湖广襄阳。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30万军队入川。夺得巫山、夔州以后，便长驱直入四川腹地，攻取重庆和成都。

除了李自成、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活动外，名为“摇黄”的地方武装势力也频繁活动于川东地区。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所称“张献忠屠蜀”，实在也包括“摇黄”势力对地方的蹂躏。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明代后期四川人口约500万，清代初年的残存人口约为50万左右。康熙初年四川有县仅80余，每县平均实有人口约为6000左右。长达七年之久的“三藩之乱”中断了四川的移民进程，也中断了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的进程。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足以抵销战前的人口迁入。因此，顺治十年（165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间成为清初四川人口的最低点，四川人口的全面恢复是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开始的。

宋朝经历了数十年才得以恢复，元朝足足恢复了有50年之久，明朝恢复了，大概有30年，清朝恢复的最慢大概60年

经历了20多年才得以恢复了，那时候战乱平息了，百姓们都安居乐业，所以人口慢慢的就恢复了。

宋元和明清四川人口都曾锐减，在经过多次的湖广填四川之后才得到恢复。大概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四川大多都是湖广人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