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有哪些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绝不应该只是汉民族的电影史，其他55个少数民族理所当然应该被纳入中国电影的生产、文化表征和传播消费范畴。最大的难点在于，对少数民族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概念界定至今依然没有定论，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1]。笔者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必须具备几个要素：首先是电影的主创人员尤其是导演应当拥有少数民族身份，这种身份不是生物学上的类属范畴，而是专指文化身份，不但延承着某个民族的血缘，而且熟悉、尊重并热爱这个民族的世俗生活习性和内在精神信仰[2]。。其次，电影题材必须反映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种反映不局限于影视人类学意义上的“原生态”纪录，可以是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也可以是人情世态的精细描摹，最忌讳夸大虚构的民俗奇观化展示和对少数民族的图腾文化和宗教文化理解肤浅、隔靴搔痒。再者，电影应当起用少数民族演员，赋予他们在视觉文化中的主体位置，避免以汉族中心视点所引起的文化隔阂。笔者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当前流行的“作者决定论”和“题材决定论”，事实上，这种考虑也还是处于尴尬的理想主义状态，现实中更多的是导演身份和题材的交叉游移，绝大多数此类电影被悬置起来，难以判定是否属于少数民族电影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电影领域尚未出现像戈达尔、特吕弗、费里尼、霍克斯那样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电影作者”，加之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贴近少数民族电影这一标签的导演屈指可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塞夫、麦丽丝[3]，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广春兰[4]，藏族导演万玛才旦[5]最负盛誉。毋庸置疑，我们所触及的少数民族电影大多只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笔者此处也采用广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即主要的判定标准是电影以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场景，反映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影片的主要角色中出现少数民族。
据考证，我国在1949年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瑶山艳史》（1933）、《塞上风云》（1940）和《花莲港》（1948）。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之初，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历了两次繁荣，第一次是在“十七年”时期，一批涉及多个民族的电影精品集中涌现，如《五朵金花》（白族）、《回民支队》（回族）、《摩雅傣》（傣族）、《刘三姐》（壮族）、《农奴》（藏族）等。单就数量来看，1959年生产6部；1960年则出品10部，占那一年国产影片总数的近六分之一。[6]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从奴隶到将军》、《不当演员的姑娘》、《月落玉长河》等也广有影响。比较而言，两个时段拥有的共同特征是都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面貌，透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有效地实践着新生政权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运作。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样式丰富，涉及正剧片、人物传记片、惊险片和戏曲片等，基本上内置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指导思想和“十七年”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脉络中。结合当时盛行的文艺政治论和当下掀起的老电影题材重拍之风[7]，可以认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有效的少数民族题材叙事/电影样式是反特片。作为一种较成功的惊险片亚/准类型，少数民族题材反特片负载着特殊的政治寓意和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与《无形的战线》、《斩断魔爪》、《秘密图纸》、《羊城暗哨》等反特故事构成一组文本序列，分享着反特惊险片这一电影样式某些共同的能指符号和叙事模式；另一方面，鉴于题材的特殊性，它与同时期的其他类别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芦笙恋歌》、《阿娜尔罕》、《鄂尔多斯风暴》等表达着某种特定的“情感结构”。少数民族题材反特片是“十七年”电影这一多重话语的重要细部，由于其处于十分特殊的叉合位置，并且耦合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语境，因此具有多重读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