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民族的资料

藏族：
藏族，约有人口5416021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
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蕃”(音bo)，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蕃巴”。“蕃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堆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洼”（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美丽神奇，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1 3 5 多万人口中，藏族占9 5.5 ％。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以前，藏族先民就聚居在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由于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生产多以牧业为主。主要有绵羊、山羊和牦牛、犏牛。其中牦牛体大毛长，耐寒负重，除供奶、肉外，还是交通运载的“高原之舟”。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菜、碗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对研究藏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藏戏独具特色，歌曲和舞蹈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藏族雕刻技艺高超。位于西藏首府拉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堡建筑群，以其建筑特色、辉煌的绘画、雕塑艺术和珍贵的文物闻名遐迩。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祖国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除了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他们一般以歌舞为伴，自由地生活。藏族民歌抑扬顿挫，合辙贴韵，悦耳动听。唱时还伴以各种舞蹈。舞姿优美，节奏明快。其中踢踏舞，锅庄舞、弦子舞最为广泛流传。

彝族：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